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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乐舞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2011-10-01 16:53:30 本文行家:梁迎春

唐朝乐舞唐代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泽被东西,影响深远。世界学者们公认的“中华文化圈”其总体格局,是在隋唐时代完成的,无疑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文化圈”的源流。那么,唐代文化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光芒灿烂呢?首先,是因为当时国家统一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雄厚基础。其次,唐朝的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再次,隋唐两代继承发扬了历代传统文化,尤其是围巾南北

唐朝乐舞唐朝乐舞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泽被东西,影响深远。世界学者们公认的“中华文化圈”其总体格局,是在隋唐时代完成的,无疑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文化圈”的源流。那么,唐代文化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光芒灿烂呢?首先,是因为当时国家统一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雄厚基础。其次,唐朝的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再次,隋唐两代继承发扬了历代传统文化,尤其是围巾南北朝的文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刚劲、豪爽、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这其中,西域各民族文化对唐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西域乐舞的影响更不可低估。

  古代西域地处东西文化交流荟萃的要冲,是两河,地中海,北印度和中国中原四大文明交汇地和传播中介。西域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流行,各种外来文化奔涌而知,碰撞融合。隋唐之际,形成丰富多彩,特色浓郁,完备系统的西域乐舞。随着唐朝的兴盛和丝绸之路的畅兴,西域乐舞以其强劲的艺术魅力涌入中原,不仅给盛唐文艺注入新的丰富营养,在唐“十部乐”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相当数量。而且,西域乐舞,乐器,乐师遍布朝野热,备受欢迎,是唐代艺苑和民间文娱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并且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高峰——唐诗创作的重要素材,许多大诗人,大画家都有描述西域胡舞的名篇杰作面世,还有众多教坊诗歌佳作流传,使诗画歌舞相得益彰,相映成辉。西域乐舞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支璀璨的奇葩。

一、西域乐舞给盛唐文艺注入新的丰富营养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称誉。中国音乐自周朝至隋唐经历日臻成熟的发展期,达到鼎盛的高峰。唐代音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汉魏以来东雅乐,是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堂乐章,结构板中,旋律较少变化;二是六朝清乐,主题是相和大曲与江南的吴声俚曲,较雅乐活泼新鲜,只是情调较为单一软媚,囿于男女情爱,大部分已散失不传;三则是隋唐新兴的燕乐 , 它是广泛吸收边塞、西域(含中亚,印度等地)乐曲和中原原有乐曲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乐曲系统,较之雅乐,清乐,燕乐丰富多彩,面貌繁盛,情调丰富,旋律节奏灵活多变。

  隋朝把各代各民族乐舞交融互滋的散珠碎玉,用九部乐的形式归入宫廷燕乐系统,为唐代乐舞发展奠定基础。唐代燕乐乐曲之名,载于崔令钦《教坊记》的,大曲凡 46 种,杂曲凡 278 种。其中来自西域的乐舞有《龟兹乐舞》、《醉浑脱》、《菩萨蛮》、《南天竺》、《望日婆罗门》、《苏幕遮》、《柘枝引》、《穆护子》、《西国朝天》等。来自中国西部、深受西域乐舞影响的有《北庭子》、《甘州子》、《酒泉子》、《沙碛子》、《镇西乐》、《西河剑器》、《赞普子》、《蕃将子》、《胡渭川》、《定西蕃》、《伊州》、《凉州》等。由此可见西域乐舞对唐代文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唐代歌舞一般分为“健舞”和“软舞”两大类。在中国史书上亦有武舞与文舞之称谓。《霓裳羽衣舞》被赞为唐代歌舞的顶峰,属于软舞。溯其本源,舞曲的主体部分系唐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杨敬述所进。西凉府为今甘肃武威,距西域很近,《霓裳羽衣》受西域乐舞影响很大,所以有些学者径直称其源于西域。当然也不可否认,该曲石油印度佛曲《婆罗门》改变而来,具有印度乐舞艺术的营养。杨贵妃是首先将乐曲编为舞蹈的人,她的绝妙舞姿和许多诗人的咏叹,使得《霓裳羽衣》享有盛誉,历久不衰。《霓裳羽衣》无论音乐、舞服、舞姿均是外来文化与固有传统溶于一炉。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开放性,中华民族的文华史上充满了对外来文化的输入、分解吸收与融合,它也有力地证明了西域乐舞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秦王破阵》属于健舞,即武舞,用来摹拟战阵的动作。因李世民即皇帝位前为秦王,此乐舞是歌颂唐太宗的武功的。它的音乐曲调受西域影响很深,所以《旧唐书·音乐志》介绍说:“秦王破阵乐舞杂以龟兹之声,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发扬蹈历,声韵慷慨。”《秦王破阵》富有浓重的战斗气息和雄壮气势,由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而舞,进退节奏,战斗击刺,都合着歌唱的拍节,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气势最壮阔的西域乐舞。

  《霓裳羽衣》和《秦王破阵》这两大巨著,都是在西域乐舞的影响下中原加工发展而成,属西域与中原合壁之作,至于由西域直接传入中原的乐舞,那就更多了,如《春莺啭》、《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马舞》等都是。

二、西域乐舞风靡盛唐朝野

  西域乐舞是唐代大行于艺坛、民间的新音。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论及唐乐道:“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今胡部者为“燕乐”。”可见此时雅乐日益衰退,清乐也丧失原有地位,燕乐成为乐坛主流。燕乐是中国音乐史上又一个高峰。堂开元、天宝年间,西乐大行的局面达到极盛。任半塘《唐声诗》说:“开元后,胡部新乐益彰,华夏旧声已绌。”《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卷之曲。”《新唐书·舆服志》也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西域乐舞不仅在宫廷乐曲中升入坐部伎,而且“流行乐府,侵渍人心”,渗入朝野里巷,其影响已“不可复浣涤矣”。

  唐初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备,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其中除燕乐、清乐、高丽乐外,其余全是西域音乐。此外,设于乐署而未列入十部的西域乐还有于阗乐、悦般乐和伊州乐等。

  盛唐不只宫廷选用西域乐,民间也极为喜爱西域乐舞。如传自康国,急转如风的“胡旋舞”;得自石国,敏捷激跃的“胡腾舞”、源于恒罗斯,轻柔如仙子的“柘枝舞”;始自康国,经龟兹传入,尽情狂欢的“乞寒舞”;由西域传来,欢庆喜庆活动的“狮子舞”;表演上山打虎复仇故事的“钵头舞”等等。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是贵戚富豪和庶民百姓同喜共悦的娱乐活动,天宝末年,长安等地人人争学“胡旋舞”,成为一时风尚。白居易有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唐朝举国上下喜好乐舞,率兵出征的将军和执节使臣归京除带来奇珍异宝外,还常常以带回或学会西域乐舞为荣。名将封常清奉命西征,在西域轮台学会当地乐舞,加工后称“轮台舞”。班师回京后“轮台舞”便在长安流行一时,传为佳话。此乐舞后随遣唐史远播东瀛,深受日本贵庶喜爱而保留至今。

  唐代西域乐器演奏也受到推崇。唐玄宗时出现“太常四部乐”,即胡部、龟兹部、大鼓部、鼓笛部。各部乐器有,胡部: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筚篥、拍板、方响、铜钹;龟兹部:羯鼓、腰鼓、鸡篓鼓、笛、筚篥、箫、拍板、方响、铜钹;大鼓部:大鼓;鼓笛部:笛、杖鼓、拍鼓。西域传入的乐器在四部乐中占重要地位。来自西域的乐师也深受欢迎。唐代载入史籍的著名西域音乐家有龟兹音乐家白明达、疏勒琵琶高手裴神符等几十人。此外还有许多西域乐工、舞伎、歌手在教坊、梨园供职。“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至于远涉中原流落民间者人数必更众多。西域音乐家影响最大的是来自龟兹世家的苏袛婆,他精音律,善弹琵琶,将龟兹音乐中的“五旦七调”的乐理体系传授至中原,直接推动音乐变革和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形成。此外白明达曾任掌管乐舞的官职“乐正”。西域乐舞人才为中原文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域乐舞的盛行,内因是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外因则是唐朝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唐太宗以开明恢廓的风度,引入崇好胡乐舞。使得西域各国纷纷朝贡,竞相赠献乐师、胡伎。唐高宗命白明达写成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乐舞《春莺啭》。唐玄宗练习打西域羯鼓,敲坏的鼓槌就有四柜子。杨贵妃、安禄山、贵戚武廷秀善爱《胡旋舞》、才引导整个长安城纷纷效仿。龟兹乐曲在宫廷还作打球竞赛胜者的奖品。王建《宫调》:“对御难争第一等,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宫廷提倡自然开风气之先。

三、诗画乐舞交融益彰

  西域乐舞盛行与唐代整体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唐诗的发展,与西域乐舞的传播流行有巨大的互动作用。西域乐舞流播中土最初有声而无辞,其后逐渐赢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唐代近体诗勃兴,乐工歌手们便将诗人之作填入曲中歌唱。至盛唐诗歌与唐诗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碧鸡漫志》说:“前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当时诗人们以自己的诗作能为伶伎们传唱而自豪,伶伎们也以能填唱著名诗人的佳作为荣幸。伶伎的歌咏和诗文之互赠成为诗歌传送的两条并行的主渠道。通常诗文互赠在文人墨客仕林圈中品味系内循环;而诗歌传唱则最快捷地流向社会民间乃外辐射。故后者对诗歌的审美鉴赏和远播更具有实效性和广泛性。岑仲勉《隋唐史》认为:“遇着西方乐谱大量涌入,有调而无词,一般诗家既昧于音律,弗能适应潮流,而田野作品又被 阶级视为粗鄙之音,为急于实用,就不能不取较短之曲,迁就流行之诗篇,此开天间七绝、五绝所以成为歌诗原因,行之稍久,或渐推及律诗。”可见西域乐舞对唐诗创作演进的影响。当然,如果没有唐之五、七绝句和律诗为有声无辞的西域乐舞充入优美高雅、深邃感人的意境和情景,西域乐舞的流行也是颇不容易的。

  唐代西域乐舞不仅为文人学士欣赏爱好,而且以多姿多彩、新奇绚丽成为诗人的创作素材和描述对象。以往西域乐舞题材的诗篇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中国唐诗分类鉴赏集成》和文学史专著按题材将全唐诗分为 55 部、 227 门、 1175 类。虽有边塞诗类,但仅限于边塞风情、战争苦难、征夫哀怨等,而西域乐舞诗则未列有专类。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有 50 余位诗人,创作了描述或涉及西域乐舞的诗词达百余首之多。仅为婀娜轻柔的“柘枝舞”赋诗的就有刘禹锡、白居易、张佑、薛能、刘梦德、卢肇、张孝标、沈亚之等多位诗人。他们分别以舞姿妙音,盛况奇观,服饰器乐等多种观感,雕琢出串串琼花珠翠。刘禹锡感叹表演传神迷人:“体轻似无骨,观者耸耸神,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白居易云:“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对艺人粉面轻回、秋波横转、妩媚可人留下难忘印象。在唐诗中描述观歌舞、奏胡乐、闻羌笛、弹琵琶,弄箜篌,吹筚篥,以歌忆旧送答的诗作比比皆是,难以胜数。西域乐舞诗在文坛上具有相当数量和一定地位。

  唐代西域乐舞盛行,也成为美术创作的素材和表达艺术想象力德载体。而西域乐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括:( 1 )宗教寺庙洞窟壁画、彩塑、浮雕;( 2 )传世的绘画;( 3 )殿宇、宅院、公庭、驿廨、墓室的壁画。中国佛教洞窟星罗棋布于中原各地及丝绸之路,其中以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及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伯孜里克千佛洞最富盛名。这些洞窟都有琳琅满目、美轮美奂的壁画,大都是与西域乐舞有关的舞蹈形象。在窟中顶,龛楣飞舞翱翔的飞天,在天宫凭栏演奏舞蹈的伎乐天,在供养人中的舞人,无不具有西域特色。莫高窟 148 窟“东方药师变”大型经变壁画再现了宫廷与民间流行的西域乐舞。画面中有舞伎起舞,乐队排列两边。所奏乐器基本是西域器乐。如琵琶、阮咸、筚篥、唢呐、羌笛、羯鼓,及中原早已失传的箜篌。舞伎的舞姿既优美又合理,是当时“胡旋”、“胡腾”等舞蹈的真实表现。莫高窟第 112 窟“西方争土变”,著名的反弹琵琶舞,身段躯肢多呈“ S ”型翻转,以及弹指、撼首、、弄目等都充分表现了西域乐舞的鲜明特色。可谓再现龟兹舞蹈的“活化石”。

  西域乐舞是神州艺坛上的一枚瑰宝,她推动盛唐文化的发展,并逐步汇入中华艺术洪流。她以那如行云流水的音乐,凤仪雀屏的舞蹈,余音绕梁的歌声,在中华民族艺术汗青上留下浓书重笔。她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穿透悠久遥远的时空烟云,至今仍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作者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艺术教研室讲师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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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迎春梁迎春,网名老狼,大连作家。原创文字至今约六七百万字,散见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网刊等,征文多次获奖。连载系列作品:《老狼百病论治》《唐朝大解密》《走近鲁迅》《走进李白》《走进三国》《走进武则天》《中国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老狼的写代生活》。邮箱:liangyingchun2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