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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成都的游乐习俗及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2011-10-03 10:36:42 本文行家:梁迎春

1“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这座有2300余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繁华的商业区域和热闹的游乐场所。与其它城市比较,成都人更喜好游乐和享受生活。早在唐代以前,成都的游乐活动就很兴盛。《隋书·地理志六》曾记“其人,多溺于逸乐”。至唐朝,成都一直保持着繁华而和平的环境,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商业都会,出现了“扬一益二”的说法。清代纪昀对此曾总结说“成都是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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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这座有2300余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繁华的商业区域和热闹的游乐场所。与其它城市比较,成都人更喜好游乐和享受生活。早在唐代以前,成都的游乐活动就很兴盛。《隋书·地理志六》曾记“其人,多溺于逸乐”。至唐朝,成都一直保持着繁华而和平的环境,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商业都会,出现了“扬一益二”的说法。清代纪昀对此曾总结说“成都是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为佳”。[1]因此,唐朝成都的游乐习俗及游乐活动可谓古代成都休闲文化的代表,值得探究。
   
    一、唐朝成都的主要游乐活动及其场所
   
    成都城市地处“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之中,常年气候较为润湿,河流少见干涸,故适宜花木生长。在唐代,成都已是全国有名的花城,城市居民种植花草者甚多。杜甫曾作《江畔独步寻花》一诗,描绘他旅居成都时邻居家的繁花盛景和观花的轻松喜悦之情:“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唐刘禹锡到四川后,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另外,当时成都花种植多,从杜甫描述成都“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也可看出当时花枝繁茂。
   
    唐代成都的海棠非常有名。诗人贾岛曾经写过成都的海棠,“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纵使许昌持健笔,可怜终古愧幽姿。”郑谷曾写道:“浓淡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满莺棠。浣花溪上空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唐代的另一位诗人吴融也写过一首咏成都海棠的诗“云绽霞铺锦水头,占春颜色最风流。若教更近天街种,马上多逢醉王侯。”当时成都海棠花象现在龙泉的桃花,大片大片地种在锦江沿岸。唐末诗人萧遘在《成都》中描述道:“月晓已开花市合,江平偏见竹排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
   
    有书记载:“韦弇,开元中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弇与其友寻花访卉,日为游宴”[2]游览赏花之余,游客旅人也需要饮酒喝茶谈古论今。汉代的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使成都的酒声名远播,唐朝的文人来到成都,都忘不了到成都街头品尝一下酒。唐代诗人李商隐曾经写道:“锦里多佳人,当垆自沽酒。高低过反坫,大小随圆碚,数钱红烛下,涤器春江中。若得奉君欢,十千求一斗。”“成都美酒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李崇嗣在《独愁》中写道:“闻道成都酒,无钱也可求。不知将几斗,销得此来愁。”唐代成都提供住宿的酒家也不少。张籍曾写道“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代成都的经济文化急速繁荣,在一些重要的商业场所,人流量相当大。[3](P·69)唐代成都的城市建造布局等有了些质的变化,产生了自由集市。城内有东市、南市、新南市、西市、北市。成都有一些季节性的特殊市场,卖香、药的名为药市,卖器用的名为七宝市,其他尚有扇市。城外有草市,附近各县有小集市。每年正月至十二月还有灯市、花市、如卖花果、蚕器的蚕市等各种专业性的临时市场,城内锦里还兴起了夜市。唐人卢求在《成都记·月市》中记“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3](P·69)锦江夜市也热闹非凡,唐王建曾在诗中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城市由坊市制向自由集市发展,不仅给成都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刺激了城市文化的发展。[3](P·70)
   
    登高观景的楼阁也是唐代成都的游乐人群聚集地。张仪楼自成都建城时就为名楼,唐代诗人岑参曾经参观过成都的张仪楼,并作《张仪楼》一诗加以纪念。据说此楼有一百尺高,因此又名百尺楼。此楼在隋朝和唐朝都曾因战火的焚毁而重建。段文昌游张仪楼感怀“重楼窗户开,四望敛烟埃。远岫林端出,清波城下回。乍疑蝉韵促,稍觉雪风来。”散花楼也不逊色,李白来成都游历时写《登锦城散花楼》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唐代成都还有一著名的筹边楼。这楼的作用不是用于城市观光,而是用于边防。据文献记载,此楼绘有非常详尽的关于南诏等地的边防图。薛涛写过《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道教宫观和佛教寺庙也是游览胜地。青羊宫也为唐朝香客拜游之地,位于风景优美,文物古迹众多的成都市南郊,侧倚锦江,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唐代名玄中观。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攻长安后,唐僖宗逃到成都,曾驻观内。后来即下诏改观名为青羊宫。创于唐朝贞观年间的昭觉寺,享有第一禅林的美誉,它与成都大慈寺等也是众多佛教香客朝拜之地。
   
    此外,锦江、浣花溪、百花潭以及万里桥等景观,也是游客喜好的休闲场所。春游锦江,是唐朝成都最为大型的游乐活动之一。从人员范围来看,参加游乐活动的有官府士绅,文人墨客,也有普通的村民村妇。杜甫在《怀锦水居止》中写道:“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从张籍的诗句“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自晚唐以来成都有定期游工部草堂之俗,这一天,成都的万里桥西和百花潭畔,从早到晚,车水马龙,游人纷至。[4]
   
    二、唐朝成都游乐活动盛行的原因
   
    (一)物产丰饶为游乐活动奠定了经济基础
   
    成都在唐朝的经济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全国财政的重要支柱,有“扬一益二”之说。成都平原区成为唐王朝的一大粮仓。唐代成都的粮产不仅满足本地需要,还支援全国各地。[5](P·144)早在唐前期,就出现了所谓“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6]
   
    《新唐书》记载:“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舂酒。”[7](P·1079)唐代州县按“户口多少,资地美恶”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几个等级。由上文看,成都被分为“赤”,说明当时成都地理资源好,物产丰富,常住人口众多。
   
    在盛唐时期,剑南西川道的财赋收入占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除了粮食生产外,平原上还盛产各种经济作物,主要是棉、麻、菜、果、花卉、茶叶、蚕丝、药材等。
   
    (二)织锦造纸等手工业为游乐活动提供丰富产品
   
    唐代成都的织锦和造纸业也相当发达。唐卢求《成都记序》说:成都“江山之秀,罗锦之丽”,扬州“不足以侔其半”。唐朝皇家用的锦缎都是蜀锦。唐朝时蜀纸名闻天下,成都浣花溪是城西南锦江的分支,和用锦江水濯锦格外鲜明一样,用浣花溪水造纸,质地特别优良,所以造纸工匠都聚居在这一带。薛涛发明的“薛涛笺”,时人称“也知价值连城璧,一纸万金尤不惜”。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占领了成都外城,退兵的那一天,强迫成都各种技术工匠全家南迁,人数达数万人。两年后,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要求南诏放回被虏的成都人,南诏人放回了4000人。可见唐朝成都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者。
   
    (三)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为游乐活动提供了良好环境
   
    隋唐时期,成都是益州、蜀郡、成都府和成都县的治所,又是剑南道西川节度使的所在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唐明皇仓皇出走,到了兴平马嵬驿,随从将士又累又饿,不想跟着卖命了。幸好这时成都进贡的10多万匹“春彩”按常规运抵兴平,明皇就把这些珍锦陈列在空场里,召集将士来看,说明成都形势稳定,动员大家奔向天府之国。在杀死杨国忠、缢死杨贵妃后,唐明皇继续前行。节度使崔圆前来迎接,盛称蜀地丰饶,甲兵充足,使明皇高兴万分。唐玄宗、僖宗两次离京迁蜀,也充分说明成都了社会生活的稳定。玄宗和僖宗入蜀,唐僖过在成都避乱三年,更多朝官和文艺、百工之人随之进入四川。这对成都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传统风俗和城市文化为游乐活动提供了良好氛围
   
    “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岁华纪丽谱》) (太守是秦至隋朝时的官,可见其风俗由来已久)这种闲适的生活一经形成传统,影响极大,不知不觉渗透于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态都会有这种烙印。[3](P·84)
   
    唐代的文人流寓和唐朝廷政府两次流寓,刺激了成都文化的发展。如李白、杜甫、陈子昂、岑参、白居易、元祯、薛涛、刘禹锡、张籍、杜牧、李商隐等。他们寓居成都的诗作,带来了成都城市文化的新活力。唐玄宗和唐僖宗的两次入蜀,带来了大量乐工、伶人、工匠和文化人。唐德宗避朱泚之乱也入蜀。[3](P·63-64)唐代诗人杜甫初到成都,忽然感到蜀中山川、人物和音乐歌吹,皆是与中原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他在《成都府》等诗中,一再感叹这是到了“殊方”,说明当时成都城市文化极有特色。“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相逢新人民,”是与传统中原文化习俗很不相同的“绝域殊方”。看到的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三、唐朝成都游乐活动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成都物产的丰饶,生活的相对稳定,使得唐朝成都旅游休闲活动兴盛,这又必然给市民个性、民俗风情等诸多方面带来极深影响。[8](P·24)
   
    唐代成都,既是游乐风景区,又是吟诗作文、文人荟萃的风雅地。唐朝成都旅游休闲活动的兴盛,对于各类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十用明显。客栈、会货杂耍、戏剧曲艺、古董书画文物等无不涉及,推动了相关行业手工业、副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不少闲散劳动力的生计问题,还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旅游休闲活动的兴盛,也促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的继承、保护和发展,庙会等现在仍盛行不衰。成为具有成都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因游乐之风盛行,唐代成都城市文化还出现了文化艺术与游赏习俗相结合的新的趋向。最能体现游乐与艺术相结合的是唐音乐舞蹈和戏剧、绘画。唐代大慈寺壁画为天下之冠,“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9]它代表了唐代成都绘画的鼎盛时期。卢楞枷、孙位等人入蜀后都在大慈寺留下过精美的作品。蜀人常重胤、黄筌、文同、李升、孙知微等都是当时知名的画家。中晚唐时,成都有专业的“杂剧”艺人,故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10]唐玄宗和唐僖宗到成都来时,曾带来了宫廷音乐文化,中原音乐与地方音乐的合流,形成了成都独特的音乐艺术。这在王建墓文物中得到了确证。杜甫曾盛赞玄宗入蜀,把“天上”的宫廷音乐带进了成都普通“人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使成都成为“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的著名都市,其管弦歌舞之盛,甚至超过了扬州。[11]
   
    参考文献:
   
    [1]岁华纪丽谱提要[A] //四库全书总目[z]·
    [2]太平广记(卷三十三)[M]·
    [3]谭继和·论成都城市文化的基本性质及其特征[A] //巴蜀文化辨思集[C]·四川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69·
    [4]孙阳军等·四川民俗大观[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5]冯举,谭继和,冯广宏主编·成都府南两河史话[M]·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 144·
    [6]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表[A]·全唐文(卷三五七)[C]·
    [7]新唐书·志第三十二·地理六(卷42)[M]·中华书局: 1079·
    [8]冉云飞·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M]·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9: 24·
    [9](宋)李之纯·大慈寺画记[M]·
    [10]任二北·唐戏弄[M]·
    [11]卢求·成都记[M]·
   
    【作者简介】杨春蓉(1977-),女,四川南充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责任编辑,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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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迎春梁迎春,网名老狼,大连作家。原创文字至今约六七百万字,散见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网刊等,征文多次获奖。连载系列作品:《老狼百病论治》《唐朝大解密》《走近鲁迅》《走进李白》《走进三国》《走进武则天》《中国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老狼的写代生活》。邮箱:liangyingchun2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