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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经济原因(1)

2011-10-03 10:46:12 本文行家:梁迎春

1由于整个唐朝后期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本文的时限范围基本上是唐德宗到唐穆宗在位的44年间。本文通过对唐朝中央和河朔三镇财政状况的比较,证明了财政独立是河朔三镇长期割据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一问题的提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其中央权力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央机构日趋完善。但是就唐朝本身来说安史之乱前后,中央权力显示出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具体表现在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唐前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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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整个唐朝后期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本文的时限范围基本上是唐德宗到唐穆宗在位的44年间。本文通过对唐朝中央和河朔三镇财政状况的比较,证明了财政独立是河朔三镇长期割据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问题的提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其中央权力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央机构日趋完善。但是就唐朝本身来说安史之乱前后,中央权力显示出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具体表现在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唐前期大一统局面形成的鲜明对比。而藩镇割据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河朔三镇,即唐河北道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唐朝藩镇割据局面中,河朔三镇当属核心问题。故而讨论河朔三镇长期存在的原因有助于理解唐朝后期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原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主体部分已经有很多前辈学者注意到了。但是笔者仍然想就这个问题中前人没有作详细、系统介绍的财政因素作一番探讨,具体论证中如有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河朔三镇的割据从根本上讲不仅是节度使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且是其部下世袭官兵的意志和利益要求的体现。这一点张国刚先生在他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已经作了精辟的概括,即藩镇动乱的四个特点: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凌上性和嗜利性准确说明了由士兵控制藩镇的事实和原因,而封闭性则揭示了唐朝在积弱的形势下没有被藩镇将领灭亡的原因。士兵对藩镇的实际控制是由对节度使的随意废立实现的,也就是“逐帅杀帅,视为常事”而这种情况不绝于史,形成了一种制度,以至于节度使在上任之前要征求士兵的意见才能就任。
  正是由于这种兵强将弱的局面使得各镇节度使都竭尽所能厚赏部下,力求满足士兵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样,唐朝朝廷也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的收入供养军队。中央和地方都以军队为自己财政政策中心环节使得军队的地位日益重要,而将帅的权力和地位相比之下反而有所降低。因此笔者认为唐朝朝廷实际上有可能重新以财政手段获得河朔三镇士兵的忠诚,但是这种可能性是以唐朝给予三镇士兵的物质利益超过节度使提供的物质利益为前提的,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朝廷和藩镇两方面在争取士兵的斗争中所拥有的物质条件的优劣,最终解释唐后期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财政原因。
  二唐朝后期河朔三镇的基本情况
  河朔三镇与同时建立的淄青镇都是唐朝朝廷为安置安史旧将而设置的方镇,安史乱后,朝廷的政令就无法在这四镇范围内执行,其镇将的任免也不以中央go-vern-ment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本镇自行任命。据统计,河朔三镇共有五十六名节度使,除唐穆宗时由中央直接派遣张弘靖、李愬二人为卢龙、魏博节度使外,其余五十四位节度使或留后都久居河朔。即使是这二位节度使也受到当地军将的排斥,张弘靖被部下杀害,李愬虽然幸免但对魏博镇的骄兵悍将也毫无办法,事实上并没有指挥权。
  河朔三镇拥有为数众多的军队,使其在朝廷的削藩战争中拥有兵力上的优势,这也是朝廷对三镇的讨伐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就兵力来说,卢龙镇应有兵五万至七万左右;魏博镇在田承嗣时有兵十万,至建中元年田悦为节度使时,魏博有兵七万,在魏博镇的辖区内,可战之兵在七万到十万之间;成德镇元和年间辖六州之地,其建镇是在“肃宗时,(李宝臣)举恒、赵、深、冀、易、定六州战卒五万人,马五千匹,以归听命。”后辖区又有所变化。由此可知,成德镇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兵力应在五万上下。因此,河朔三镇一旦联兵反唐,唐朝朝廷就不得不面对总数在十七万至二十二万之间的叛军,而唐朝全国军队的总数也不过八十三万至九十九万之间。虽然三镇军队数目和唐朝全国军队总数并不是同时代的统计数字,但由于吐蕃和南诏对唐朝日益严重的威胁,唐朝go-vern-ment在西北和西南地区驻扎的兵力不断增加,因此唐朝能够用于对付河朔三镇的兵力十分有限。元和年间,唐朝朝廷发动二十余万大军讨伐成德王承宗,但是这些藩镇兵分属于各镇,以至作战时“莫肯率先,递相顾望”;朝廷的神策军则是由宦官统帅,而且“多是市井屠沽,庇身军籍,未经战阵,难以成功”,所以最后不了了之。长庆年间,朝廷又以十五万军队讨伐成德王廷凑也是劳而无功。
  虽然河朔三镇既有独立的倾向又有独立的实力,但是河朔三镇的节度使终唐一代称王称帝反叛朝廷的只是极小部分。所有的节度使都接受或请求过朝廷的册封,就三镇而言它和中央的战争多数是朝廷拒绝藩镇的请求而导致的。这种情况表明河朔三镇的割据只是对唐朝go-vern-ment的独立而不是对中国的分裂。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种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只能从唐朝go-vern-ment的政策应对角度来进行,而不能把唐代的藩镇割据和其他时代的封建割据等量齐观,原因是河朔三镇的割据的基础并不是地方的封建主势力而是在法律上属于朝廷的“官健”。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旨在于从方镇兵的经济需要的满足上分析河朔三镇的独立状态,本文的切入点仅限于唐朝国家财政资源的利用,而不涉及其它方面,如军事水平、行政水平的优劣等等。
  三河朔三镇的财政收支
  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对唐朝财政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藩镇就曾有本道解决军费的先例,安史之乱之后,由于财政体制的混乱及藩镇的广泛建立,朝廷一直沿用着这一原则。直到两税法实行,唐朝才真正重新确立了财政制度。这种制度本身有一个三分法原则,即留州、留使、送省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河朔三镇基本不受唐go-vern-ment的管辖,因此河朔地方虽然有两税法的名义却没有送省的钱帛,实际上其收入完全由节镇支配。
  由于本文需要了解河朔三镇和朝廷的收入,因此必须解释这两方面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两税。
  两税法是唐德宗建中元年杨炎提出的,这种税法规定“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为了具体实行这种税法,朝廷于建中元年“二月,丙辰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这些黜陟使的职责就是审定各道的两税“元额”及确定各镇的支出并确定地方的“留州”“留使”钱的比例或数额。河北黜陟使洪经伦(纶)在魏博就曾要求该镇裁兵四万,这就足以证明黜陟使以上的财政职能。因为军费支出是地方截留的主要理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魏博镇的财政收入被军费占用了绝大部分,否则洪经伦(纶)不会一次性要求其裁军一半多。而地方的两税元额是不是完全依赖黜陟使的调查确定数额的呢?事实上不是这样。陆贽就曾经提到“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征税。”具体的形式是“而乃搜摘郡邑,劾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元额。”
  由上文可知,两税法的实行为朝廷和藩镇确定了基本固定的收入,只不过在分配这笔收入时,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分配方式。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研究》中所划分的四种藩镇类型在收入分割中也有明显的区别。其中独立的河朔藩镇除不定期的“进奉”之外,很少向朝廷上交财政收入。因此在河朔三镇的辖区内,本该属于朝廷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地方开支。
  河朔三镇的收入:
  一、农业税。唐朝的农业税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就以两税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河朔三镇实行两税法,因此,农业税的数量和征收形式很难确定。不过当地农业税收入以河朔三镇辖区内的土地和户口为基础则可以确定,虽然土地面积不得而知,但其户数仍有零散的资料存世,因此,笔者决定依据这些史料推测河朔三镇的户口数量。
  至今尚存的唐代户口数字只有《元和郡县志》中保存的开元年间和元和年间的不完整数字与《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但元和年间的户数缺卢龙节度使辖区内的九个州;还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天宝元年全国各郡的户数及《旧唐书·地理志》记述的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的户数。即使是这些数字中最晚的数字——元和时的户口数也是不精确的,因为在河朔三镇的范围内,即使是节度使归顺朝廷时,也没有向朝廷提供收取两税的根据——户籍。这一点从魏博节度使下辖的魏、相、博、卫、贝、澶六州和恒冀节度使下辖的恒、冀、深、赵、德、棣六州的户数中可以看到。魏州为魏博节度使驻地,开元户为117575,而元和户为6920,二者比约17/1,单从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原因来解释户口的减少是不具说服力的。从上文中可知,魏博镇有兵七万,魏州驻有重兵,且魏博节度使牙兵到唐末五代时还有八千余户,又是节度使官署所在,当地不足供养,而全赖外州供应则完全不可能。从整个魏博镇来说,民户与军队的比例将近1/1,由于唐朝军队属于职业军,装备的支出和补给的支出非民户可以支持,这一点在下文藩镇的支出部分具体研究。
  《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元和年间户数本身是不完全的。笔者认为这种过少的户口记录不可以用逃户和战争中的损失来解释。由于唐朝各道的设置是依据山川地理的隔限且平民不具备长距离迁徙的经济能力,因此各道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可能规模很大,而且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多数都比较重视生产,剥削不会很重,这就排除了大批逃户迁出河北道的可能。至于战乱中的人口损失应该也不会很大,因为唐朝后期河北地区大规模的战乱只有德宗对河北四镇的战争和宪宗对成德的讨伐及穆宗时失败的平叛战争三次,这几次战争之间间隔时间很长,而且各军深入河北道腹地的情况并不多,故此,战争当不是当地平民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在安史之乱之后43年的元和元年,河北各道的人口应基本与开元天宝年间持平。这一点,严耕望先生在其《〈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有明确的论述。
  据记载,元和初“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江淮地区成为唐朝go-vern-ment的主要财源。但是这八道开元户和元和户的比例也分别为江南道辖浙江东西观察使2.0/1,宣歙观察使1.6/1,鄂岳观察使1.5/1,江南西道观察使0.7/1,总数比例约为1.7/1。湖南道辖湖南观察使、福建观察使和黔州观察使,但黔州观察使户数很少,对整体影响不大。总比例为1.7/1,湖南观察使约为1.6/1,福建观察使约为1.5/1。由以上数据可知,除淮南外各道的户口比例基本在1.6/1左右。而“不申户口”的河北道地区的户口比例为约为5.0/1,关内道不申报户口的大部地区比例约为7.1/1,剑南道户口比例约为4.6/1,山南道的户口比例则约为2.3/1,河东道的户口比例约为3.0/1。河南道的户口比例约为6.0/1。
  以上列举的数字以江南地区的比例最小,山南和河东地区的状况相似,这与当地的经济条件有关,山南道和河东道的主体部分处于山区,当地农业并不发达,故而易于在中央go-vern-ment不注意的情况下藏匿户口,因战乱户口有所损失也不易于恢复。而江南道有非常好的农业发展潜力,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是我国主要的水稻产区,而且其丝织业也很发达。江淮八道未经战乱,地方组织也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又有大运河直通长安和洛阳,因此,朝廷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远比其他地区强,相应地也更能掌握当地的户籍。当地的脱籍并非自发逃户,应该是官员有意识的隐匿,这是由两税法的僵化制度造成的。唐人韦处厚曾说过:“自兵兴以来,垂二十载,百姓粗能支济,免至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这种藏匿造成了江南地区与纳税户大致相等的脱籍户数,杭州的元和户数为5.1276万,实际有户10万,税钱50万。其实,负担朝廷赋税的各道情况区别不大,元和六年正月,湖南道衡州刺史吕温上奏其检括逃户得16007户,旧额数为18407户,藏匿几近一半,总数基本与开元户数相合。剑南道、河北道、河南道、关内道的户口比例基本在5/1左右,严耕望先生在《〈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推测元和中剑南道的西川节度使辖地隐漏户为在籍户的五倍,也证明了当时西川的实际户口接近甚至超过开元数字的事实。关内和河南道为防备吐蕃和河朔三镇驻扎了大批军队,因此其多留军费少报户口也是被朝廷默许的,因为唐朝前期的河南道是其主要农业区之一,虽然经过战乱,但五十年的休养生息足以恢复元气,朝廷没有理由放过这一纳税地,事实上上文引文中并没有提到河南道在唐朝财政中的地位。
  而河北道由于长期为声教所不及,户口藏匿更为严重,由于上文提到的江南和剑南的情况,笔者有理由推测河北道的户数在1084856户左右。这个数字就是开元时河北道的户数。而以上各道开元户与元和户的比例正表明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程度,当然由于关内道和河南道的军事需求,两地的户口比例并不一定能说明这一问题。
  假设以上的推测成立,则河北道三镇的两税收入各为:
  魏博镇:355411户×1.5贯=533116.5贯至355411户×5贯=1777055贯。
  成德镇:311774户×1.5贯=467661贯至311774户×5贯=1558870贯。
  卢龙镇:236507户×1.5贯=354760.5贯至236507户×5贯=1182535贯。
  1.5贯到5贯是唐朝江淮地区实际户均缴税额度。由于唐朝的税收制度在基层体系中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它对普通民户的征敛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两税包含了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各色杂税。《册府元龟》中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制:“自艰难以来,征税名目繁杂,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作年支两税征纳,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这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户税额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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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迎春梁迎春,网名老狼,大连作家。原创文字至今约六七百万字,散见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网刊等,征文多次获奖。连载系列作品:《老狼百病论治》《唐朝大解密》《走近鲁迅》《走进李白》《走进三国》《走进武则天》《中国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老狼的写代生活》。邮箱:liangyingchun2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