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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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

2011-10-29 09:33:31 本文行家:蕭家老大

如果认真阅读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真正能把军国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皇帝并不多,而大多数皇帝由于各种不同原因,都避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上演君权旁落的悲剧,有些皇帝甚至还为此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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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
  有关各代王朝皇权分治的问题,晚清著名学者郭嵩焘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番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权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此论虽不甚准确,但也基本概括了历代王朝君权分治的大致状况。如果认真阅读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真正能把军国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皇帝并不多,而大多数皇帝由于各种不同原因,都避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上演君权旁落的悲剧,有些皇帝甚至还为此丢了性命。
  天下的事情那么多,光靠皇帝一个人怎么可能管得过来?不管皇帝自己是否愿意与他人分治天下,但是,这种“分治”是必然的。其实,真正的明君是敢于和善于与内阁大臣共治天下的。至于君臣共治后,君权会否旁落?关键在于君王的治国能力如何?分治是否得当和用人是否得当?
  为了说明君权分治的得当与否对国家盛衰的影响,就以煌煌大唐王朝为一面镜子,来看一看君权分治得当与否的历史教训。
  唐初,从唐太宗的贞观年间至唐玄宗的开元年间,由于君王的开明贤能、治国有方,并能正确地与内阁大臣分权共治,因此,初唐的一百余年间,遂成天下大治,呈现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且让后人为之向往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
  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所说:“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所指范围太窄。因为,只是在唐高宗时出现过唐高宗与武则天共治天下的情况。而这样的共治,在当时并没有影响国家的向前发展和经济的继续繁荣,因此,只要君王在与他人分权共治时,有掌控全局的能力,合理的君权分治就是个好东西。
  真正出现问题,是从唐朝建立一百三十多年以后的天宝中期开始的。但,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君王与后妃共治的原因,而是唐玄宗对君权的放任,致使君权旁落的结果。天宝中期的李隆基己经失去了年轻时,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精神,整日沉缅于“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歌舞享乐之中,除了把国政交给杨国忠之类小人把持外,还任由安禄山等藩镇做大。正是因为晚年的唐玄宗在皇权分治中的用人不当和放任君权被滥用,方才引发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7年)十一月的安禄山叛乱,也正是这次叛乱成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而唐朝的真正衰落是在晚唐。斯时,后妃的政治势力己不能与初唐时同日而语了。倒是宦官的势力日甚一日,成了真正分享皇帝权力的政治势力。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对在外统兵的将领愈发不信任了。于是,发明了“监军”制度,即派自己的“身边人”宦官到军队中做监军。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军队解决困难,而实际上是监督军事将领及军队的作战行动,防止发生叛变。监军系统置身于军事系统之外,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自从“监军”制度实施以后,宦官系统就开始走出皇宫,插手军队事务了。宦官虽然不懂军事,却可以通过“告密”的形式陷害军事将领。唐朝著名的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就是因为没有满足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要求,遭其诬告谋反,而被朝廷斩首的。由于宦官监军可以左右将领的生死,所以他们在军中的势力开始逐渐坐大。作战时,如果胜利了,宦官立即派人飞马向皇帝报捷,把功劳归于监军自己;如果战败了,则把罪责归于将帅。这样的宵小监军非但不能防止军队叛变,反而更加容易激起兵变。
  由是,军队越叛变,皇帝就越依赖宦官监军;而皇帝越依赖宦官,宦官监军就越为所欲为,从而造成军队越来越容易哗变;晚唐的政局由此恶性循环,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可当御史弹劾胡作非为的宦官,朝臣提醒唐宪宗要防范宦官时,唐宪宗李纯却根本不相信宦官会诬陷朝廷大臣和领军将领,他说:宦官不过是家奴而已,差使他们办事,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他们怎么敢诬陷朝臣和将军呢?如果他们胆敢违法乱纪,拔除他们就像拔掉毫毛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远不是李纯想的这么简单,唐宪宗本人最后就是被宦官陈弘志谋杀的。临死之际,也不知李纯闹明白没有,主人和家奴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会发生逆转的。
  就是从这个不相信宦官敢违法乱纪的唐宪宗开始,唐朝后来的皇帝不是被宦官所杀,就是为宦官所立,时间近百年,人数多达十一人。由此可知,晚唐的皇帝实际上己经成了傀儡,倒是名义上的家奴-宦官集团,成了皇宫中的真正主宰。曾经辉煌的大唐王朝,只能在内困于宦官,外困于藩镇的形势下,一步步走向没落。
  晚唐的政局比较典型地演绎了宦官集团从家奴转变为主子的全过程,也很好地说明了君权不能正确分治而放任自流后,家奴也能一步步坐大,最终成为操控皇帝的主宰之历史逻辑。而且,这种君权旁落一旦形成坐大,它就会成为政治格局中很难轻易剔除的一部分。唐文宗李昂不甘于做宦官们的傀儡,与亲信大臣密谋,试图利用“天降甘露”之机发动突袭,一举铲除宦官势力,结果,功亏一篑。宦官集团疯狂反击,乘机对朝臣展开了大屠杀,包括丞相在内的上千名高级官员全成了宦官们的刀下冤魂,朝堂几乎为之一空。而唐文宗本人则更彻底地沦为宦官们名符其实的傀儡。被软禁的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大臣说:“朕受制于家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说到底,在集权时代,从君权的分治演变到不论何种形式的君权的旁落,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因为皇权太大,单靠皇帝一人是无法承担的,所以必然要与不同的势力集团一起分享。可是,帝制时代没有清晰、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和制约机制,因此,权力分享的过程也就必然会发生可怕的扭曲,裂变和衍生。尤其是在君王的能力不足以操控皇权,或君王放任皇权自流的时候,就会产生宠大的,能够操控君王乃至国家命运的,类似于后妃、外戚、或宦官之类的利益集团。这样的利益集团,在分享皇权的过程中,最容易被少数小人操纵,为了其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至国家大义和人民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以至使国家一步步走向没落和衰亡。大唐王朝从煌煌盛世逐步走向没落衰败的过程,就是这样一面历史的镜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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